西汉时期，战争活动的频繁开展，战争方式的复杂多样，战争意义的鲜明突出，为军事家实现军事理论的创新与突破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。而汉高祖与汉成帝时期两次组织人力，大规模整理兵书，“删取要用”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，“撮其指要”（《隋书·经籍志》），又为西汉军事家继承、借鉴先秦时代优秀的兵学遗产提供了方便。因之，西汉的军事思想，包括战争观、治军原则和作战指导，都比前代有所发展与突破，颇多发明创造，并呈现出实践性强的特点。
第一，战争观的进步。西汉的政治家、军事家既充分肯定战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，又主张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，认为“兵，凶器；战，危事也”（汉书·晁错传），“兵势，国之大事”，“不可不慎”（《汉书·赵充国传》）。他们一方面认为“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”，另一方面又强调“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”（《三略·下略》）。而是否符合“天道”则视战争的性质而定，正义的战争“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”，是“得道”之战；非正义的战争“杀无罪之民而养无义之君”，是“失道”之战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。因此，他们主张用正义的战争来反对非正义的战争，“以义诛不义”（《三略·下略》），认为“兵失道而弱，得道而强；将失道而拙，得道而工；国得道而存，失道而亡”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，坚信正义的战争必将战胜非正义的战争。
西汉的军事家深入地考察了战争的胜负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自然诸条件的关系，认为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”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，因为为政之得失关系到民心之向背，“以弱胜强者，民也”，“制胜破敌，众也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，故“治国家，理境内，行仁义，布德惠，立政法，塞邪隧”乃是“用兵之上也”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。同时，他们又强调经济、军事、自然诸条件对于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，认为“苟粟多而财有余，何为而不成？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困，以战则胜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，并指出“得地形”、“卒服习”、“器用利”为“临战合刃之急者”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。正是基于这样的战争观，西汉的许多大臣继承战国管子“通货积财，富国强兵”的思想，纷纷提出富国强兵的主张。贾谊的《论积贮疏》，强调“夫积贮者，天下之大命也”，为使国有积贮，必须“驱民而归之农”，大力发展生产。晁错也上书汉文帝，力言“守边备塞，劝农力本”为“当世急务”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，并提出“贵粟”的主张，“使民以粟为赏罚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）。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之下，富国强兵思想在西汉得到蓬勃发展，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。它对推动西汉的经济和军事建设，夺取反击匈奴与开拓边疆战争的胜利，产生了重大的作用。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，每当遭受外来强敌的威胁，这种富国强兵思想又常常成为人们改造社会、振兴国家、拒敌御侮的有力武器。
第二，治军理论的发展。前代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主张以“礼”、“法”两种手段治军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西汉的政治家、军事家在这两种手段外，又提出了“禄”即物质的手段，即在以法治军的同时，“礼、“禄”并施，认为“治军之要，在崇礼而重禄”，如能将“禄”与“礼”、“法”等手段结合运用，“禄贤不爱财，赏功不逾时”，将士就会“下力并而敌国削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。西汉治军理论的这种创新之举，在中国军事史上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。
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疆域的拓展，西汉军事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，将帅临阵指挥的作用也日益显得重要。因此，西汉政治家、军事家也非常重视将帅理论的研究，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。他们强调：“统军持势者，将也”，“将能制胜，则国家安定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，“安边境，立功名，在于良将”（《汉书·晁错传》），并对将帅的使用提出许多具体的标准，认为优秀的将帅必须具有高尚的品德、坚强的意志、广博的知识，卓越的指挥才能，“将者必有三隧、四义、五行、十守。所谓三隧者，上知天道，下习地形，中察人情。所谓四义者，便国不负兵，为主不顾身，见难不畏死，决疑不辟罪。所谓五行者，柔而不可卷也，刚而不可折也，仁而不可犯也，信而不可欺也，勇而不可凌也。所谓十守者，神清而不可浊也，谋远而不可慕也，操固而不可迁也，知明而不可蔽也，不贪于货，不淫于物，不滥于辩，不推于方，不可喜也，不可怒也”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，做到“能清，能静，能平（公平），能整（整肃），能受谏，能听讼，能纳人，能采言，能知国俗，能图山川，能表险难，能制军权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。他们还对国君与将帅的关系作了阐述，强调国君与将帅要互相信任，要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威信的树立，国君对将帅要施行“权变”之术，要根据将帅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使用与控驭，求贤去邪，使“善者得其，恶者受其诛”（《三略·下略》）。这些主张含有不少真知灼见，为当时和后世的治军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。
第三，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。作为军事思想的主体构成部分，西汉的战略战术思想取得了长足进步，无论就主要范畴还是具体原则而言都有不少创新之处。这种创新，在西汉兵书中的突出表现，是对孙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全胜战略的发展。如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根据孙子的全胜战略，提出了“全兵先胜而后战，败兵先战而后求胜”的战略思想，力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。为了实现这种战略目标，作者主张用兵者应先牢牢抓住“必胜”之本，“修政庙堂之上”，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十分强大的地位，这样虽有军队但不发动战争，也可使敌人俯首称臣。同时，在用兵之前应先谋划庙堂之上即先行“庙战”，从国君、将帅、民心、治乱、粮储、士卒、武器装备等各个方面对双方的力量进行认真的分析比较，确信自己有战胜敌人的条件再行作战，做到“胜定而后战，钤县（悬）而后动”（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）。赵充国则根据全胜的战略思想，提出了“贵谋”的主张，说“帝王之兵，以全取胜，是以贵谋而贱战”，认为“战而百胜，非善之善者”，善用兵者应“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”。正是从这样的战略思想和观点出发，他在平定羌乱之后主张“罢骑兵屯田，以待其敝”，并上《屯田制羌疏》，指出军队屯田即可“以为武备”，又可“因田致谷”，“内有亡费之利，外有守御之备”，首次对屯田的军事意义作出理论上的论证。他的留兵屯田之举，后来常为后世的政治家、军事家用作守边之策，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西汉时期战略战术思想的创新，更多的是产生于战争实践之中。如楚汉战争中，刘邦除根据张良的献策，收揽民心，分化对方，争取同盟，孤立项羽，还首次创造性地运用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：刘邦自己坐阵的正面战场，以防御为主；英布在南方战场，以牵制为主；韩信在北方战场，以进攻为主；彭越在敌后战场，以干扰为主；陈平指导的间谍战场，以瓦解楚军的领导集团为主。这种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导思想，既是中国军事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。鼓越在敌后战场承担牵制楚军往来追逐，疲于奔命，这种避实击虚、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，也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大创举。井陉之战，韩信深入险地，以背水阵大破赵军，这又是对古兵法的一大突破。汉武帝时期，卫青、霍去病反击匈奴，不仅针对匈奴骑兵流动性大、机动性强的特点，首次统率独立的骑兵集团深入大漠，主动出击，快速机动，迂回包抄，远程奔袭，创造了一套使用大规模骑兵集团机动作战的战略思想，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客观形势，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。在新末农民战争中，绿林、赤眉和河北一带农民军，继承秦末农民军流动作战的传统，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来打击、疲惫、消耗、削弱敌人，进一步发展、丰富了流动作战的经验。到后期，绿林军与舂陵军实现联合后，更从流动战、游击战转向阵地战、运动战和攻坚战，以强大的攻势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，取得棘阳、阳、昆明等战役的胜利，进而推翻王莽政权的统治。这种阵地战、运动战和攻坚战，尽管还只具初始的形态，但却是秦末农民军作战指导思想的进一步发展，从而将中国的农民战争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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